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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在本轮经济复苏前夕，2015年的中国经济面临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宏观经济的下行运行压力凸显。从高频宏观经济先行指数的波动特征来看，1996年以来先行指数仅在三个时期位于“-1”值以下波动，分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时期，以及2015年，说明2015年的经济运行处于堪比危机时期的偏冷状态。在资本形成方面，虽然基础设施投资自2013年以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受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快速下滑的影响，不断下台阶。在国际贸易方面，虽然2015年个季度的贸易顺差不断刷新危机以来的新高，但从分析数据看却是一种“衰退型”贸易顺差，即受国内需求低迷和大宗商品价格疲软等因素的影响，进口深陷衰退，2015年以美元计价的进口累计增速为-14.27%；出口增速为-2.94%；进出口总额增速为-8.1%。二是“通缩”和“高杠杆”并存。中国的物价水平在2015年出现了大幅下滑，包括GDP平减指数转负，PPI连续3年负增长之后，在2015年再度跳水。通缩风险加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中国内部和外部需求的低迷、国内相关产能过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低迷等。通缩不仅会推高实际利率、推升银行坏账率，而且会加剧企业、政府乃至宏观经济的债务负担。就宏观政策而言，防通缩既要货币政策发力，以拉动有效需求的恢复；也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引导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然而，当时的中国经济又同时面临着“高杠杆”等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压力。从2009年为应对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而采取的大力度刺激政策至今，其所付出的代价是中国全社会杠杆率大幅上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课题组的估算，中国全社会杠杆率从2008年的170%快速上升至2014年的235.7%。虽然从全球看，中国的总杠杆率率尚属可控范围，但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从2008年的95.20%提高到2014年的142.38%，在主要经济体中处于最高水平。持续抬高的杠杆水平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和约束，从中国以往的操作实践看，通常会通过偏紧的宏观政策限制杠杆水平。但“通缩”和“高杠杆”现象的共存，加剧了中国宏观政策调控的难度。

在2019年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整体低迷的情况下，生物医药企业依旧是各大机构重点投资的对象。投中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生物医药行业共发生265起融资案例，仅次于制造业排名第二。但是从投资金额上来看，生物医药行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2019年医药健康行业融资金额下滑

亦有不少案例系控股股东直接向上市公司子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例如，溢多利控股股东金大地向溢多利子公司新合新提供借款1000万元，公司实控人陈少美还为新合新向银行机构融资提供不超过1.9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担保。类似案例还有ST坊展、金冠股份、创维数字、天津松江等，控股股东直接向上市公司子公司提供借款，支持其经营业务发展。

林西强称，目前，空间站任务主要系统关键技术攻关已完成，空间站核心舱初样阶段研制接近尾声，计划年底前完成转正样阶段评审工作；实验舱I和实验舱II正在进行初样阶段结构热控舱总装工作。空间应用系统核心舱载荷正在开展初样阶段研制，实验舱I和实验舱II载荷正在开展方案阶段研制，第一批舱内、外载荷项目已完成立项。航天员系统乘员产品、舱外航天服正在开展初样研制工作，航天员出舱活动水下验证等地面试验正按计划进行，组织实施了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初选阶段有关工作。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第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未按照本规定和证券交易所规则减持股份的，中国证监会依照有关规定采取责令改正等监管措施。以下为行政处罚原文：关于对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大集控股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责任编辑：卢昱君[环球网报道 记者 查希]据阿拉伯半岛电视台10月9日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沙特阿拉伯方便必须证明失踪的沙特记者哈苏吉离开了该国驻伊斯坦布尔的大使馆。“我们必须尽快从这次调查中得到一个结果”，埃尔多安周一（8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领事馆官员们不能简单地说‘他已经离开了’，然后用这种方法自保。”